1947年冬，鲁西南。
雪落无声，覆盖了焦黑的村庄与冻僵的尸体。
一条由独轮车、骡马和战士脚印组成的长龙，在雪原上蜿蜒前行，像一道缓缓流动的铁血动脉。
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队的补给线，而刘子龙，正站在队伍最前方，军大衣上落满雪花，帽檐下的目光如鹰，扫视着远处起伏的丘陵。
“司令，气象组说今晚有暴风雪。”岳本敬快步走来，肩头积了厚厚一层雪，像披了件白袍。他递过一张电文，“军区急令：必须在黄河封冻前，把这批弹药送到陈官庄——围住黄百韬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”
刘子龙接过电文，指尖触到纸面的寒意。他没看内容，只抬头望向天际。
乌云如铅，正从太行方向压来。
“通知各连，”他声音低沉却清晰，“埋锅造饭，天黑前开拔。雪越大，敌人越松懈——咱们就趁这风雪夜，把炮弹送到他们眼皮底下。”
展开剩余84%两年前，他在太行脚下接过红旗，从“起义将领”成为今天的“人民解放军指挥员”；
两年间，他率部转战冀南、豫东，从邯郸到定陶，从鲁南到豫西，每一仗都打在国民党军的命脉上。
他曾亲率突击队夜袭兰封车站，炸毁敌军整列军火专列；
也曾在暴雨中指挥炮兵，将杜聿明的指挥所轰成废墟。
他的部队，被百姓唤作“铁流支队”，所过之处，敌军闻风丧胆。
但此刻，他心中无骄无躁。
风雪扑面，他只想起太行山密会那夜，申伯纯对他说的话： “子龙同志，革命不是一仗打完就天下太平。真正的考验，是胜利之后，你是否还能守住初心。”
夜幕降临，暴风雪如期而至。
狂风卷着雪粒，抽打在脸上如刀割。
战士们用绑腿缠紧炮车轮轴，用棉被裹住炮管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雪沟中。
突然，前方传来沉闷的爆炸声——地雷！
一辆弹药车陷入雷区，车轮炸断，半边车厢陷进雪坑。
“原地隐蔽！”刘子龙一声令下，自己却冲进风雪。
他蹲在车旁，用手刨开积雪，查看底盘。
“是压发雷，没完全引爆。”他回头对工兵班长喊，“把引信拔出来，小心点！”
就在这时，远处山梁上闪过几点红光——是敌军的观察哨！
“快！拆引信！”刘子龙亲自上手，手指冻得发紫，却稳如铁钳。
“咔”的一声，引信脱离，他刚把雷体扔出十米，身后“轰”地炸开，火光冲天，映亮了他脸上纵横的雪痕与伤疤。
“走！”他跃上炮车，挥动马鞭，“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全速前进！”
队伍在风雪中疾行，像一条穿行于暴雪之中的钢铁巨蟒。
凌晨三时，他们抵达陈官庄外围。
前线指挥所的参谋迎上来，激动得声音发抖：刘团长（刘子龙此时任解放军某部团长）！你们来得正是时候！我们刚拿下三号高地，正缺炮火支援！这批炮弹，能救下上千弟兄的命！
刘子龙跳下炮车，拍了拍身上积雪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炮弹到了，仗——才刚刚开始。”
1949年4月20日，长江北岸。
百万雄师列阵，炮口指向南岸。
刘子龙站在江堤上，望着对岸南京城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
江风猎猎，吹动他军装上的勋章——那是三年来，他用血与火换来的印记。
团长，船都准备好了。”武凤翔走来，手中握着一面被炮火熏黑的红旗，“这是咱们在邯郸起义时的第一面旗，我想……把它插在总统府上。
刘子龙接过红旗，指尖拂过那“反内战、促和平”几个褪色的字迹。
他想起山彪镇的标语，想起龙山的晨雾，想起那些没能一起走到今天的战友——谢文甫、关会潼、苏曼丽……
“好。”他将红旗卷好，交给武凤翔，“你去。替我们所有人，看看那座城。”
渡江号角吹响，千帆竞发，炮火撕裂江面。
刘子龙没有上船。
他站在江堤上，望着战船如箭般射向对岸，望着硝烟中升起的信号弹，望着那面红旗在炮火中一点点接近总统府的楼顶。
他的眼角微微湿润，却未落泪。
他知道，这一仗，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为了兑现——兑现那个在太行山下许下的诺言：为天下苍生，打出一个太平天下。
1949年4月25日，南京。
刘子龙裹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，站在中山北路的街角。风里还带着秦淮河的湿气，却没了往日的压抑——街头的青天白日旗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面鲜红的红旗，在晨光里猎猎作响，像一团团燃烧的火。
他刚抵达南京外围，奉命协助接管城区。此刻没有枪林弹雨，只有此起彼伏的欢呼声，从街头传到巷尾，撞在斑驳的老城墙砖上，又弹回来，裹着百姓的笑闹，落在他耳中。
“解放军同志！喝碗水！”
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，提着个粗瓷水壶，颤巍巍地走到队伍旁。她的发髻上插着朵刚摘的白蔷薇，花瓣上还沾着露水。水壶递到刘子龙面前时，他看见老人手背的皱纹里还沾着面粉——想必是刚蒸完馒头，就跑出来迎接队伍。
“谢谢大娘。”刘子龙接过水壶，指尖触到壶身的温热，像触到了家乡灶台上的那口铁锅。
老太太却摆着手笑：“谢啥哟！你们来了，鬼子跑了，国民党也跑了，以后咱们能安心过日子了！”
她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个布包，里面是几块红糖馒头，塞给刘子龙身边的小战士，“孩子，快吃，垫垫肚子。”
刘子龙转头，看见街角的裁缝铺前，店主正踩着缝纫机，缝一面崭新的红旗。针线穿梭间，他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：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……”铺子门口，几个孩子举着纸糊的小旗子，围着解放军战士跑，笑声脆得像刚剥壳的花生米。
忽然，一阵铜锣声从巷口传来。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，领着十几个街坊，抬着一筐刚煮好的茶叶蛋，往队伍这边走。老先生走到刘子龙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： “同志，我是金陵中学的教员。1937年鬼子进城，我躲在地下室里，看着他们烧杀抢掠；1946年国民党回来，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今天你们来了，南京才算真的天亮了！”
刘子龙弯腰，从筐里拿起一个茶叶蛋。蛋壳还热乎，剥开时，香气混着热气冒出来，飘在风里。他咬了一口，咸香的味道在嘴里散开，忽然想起1940年在开封死牢里，武凤翔偷偷塞给他的半块霉饼——那时的苦，与此刻的甜，在舌尖上撞在一起，让他眼眶微微发热。
“同志，你看！”小战士忽然指着远处。
刘子龙抬头，看见总统府的方向，一面巨大的红旗正缓缓升起。阳光洒在红布上，映得旗面上的镰刀锤头格外鲜亮。街头的欢呼声更响了，有人放起了鞭炮，噼里啪啦的声响里，老太太又开始给战士们递馒头，老先生在给孩子们讲“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”，裁缝铺的缝纫机还在“咔嗒”作响，缝着新的希望。
刘子龙握紧手里的水壶，指尖摩挲着壶身上的细纹。他想起父亲刘大山当年说的“庄稼人要护好自己的地”，想起苏曼丽在夜巴黎舞厅里说“要让老百姓能堂堂正正活着”，想起武凤翔在龙山山神庙里立的“不抢百姓一针一线”的规矩。
此刻，这些话都有了模样——是老太太递水壶的手，是老先生鞠躬的背影，是孩子们举着的小旗子，是街头每一张笑着的脸。
风又吹过，红旗猎猎，裹着百姓的笑声，落在刘子龙的军装上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么多年的潜伏、抗争、流血，都值了。
南京的晨光，终于照在了百姓的脸上，也照在了他心里。
刚刚在南京休息三天，岳本敬走来，递过一份调令：“军部命令，咱们部队回师河南剿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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